任东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曾参加中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管理工作;参加中国—丹麦CDM省级能力建设合作项目、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等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先后参加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若干问题、国家能源基地发展战略、新能源产业振兴计划、“十二五”可再生能源等50多个课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电力报》：近年来，“十二五”规划纲要、“十八大”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变革。在您记忆中，最早提能源变革是在什么时候？

　　任东明：新一轮能源变革的目标是以新能源（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逐步代替化石能源。有的学者认为，能源生产方式变革的要义，是坚持和加快一次能源向低碳转型，加速提高核能、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等清洁、低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能源消费方式变革的要义，是摒弃传统的粗犷能源利用模式，采取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科学用能”模式。还有的学者认为，能源变革的基本内涵，即新的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形成能源互联网，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可以说，这些有关能源变革的解读为我们正确理解能源变革的内涵奠定了基础。

　　《中国电力报》：在您看来，如何定义“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它的详细内涵应该是什么？

　　任东明：必须存在根本性变化，不然就称不上变革。我认为，能源变革是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变革，其主要途径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创新、能源科技创新、能源管理机制创新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的革新。

　　《中国电力报》：能具体说一下吗？

　　任东明：具体来说，能源科技的根本性变革表现为能源科技领域所取得一系列重大创新和突破，这些创新和突破将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奠定科技基础。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表现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高效化、清洁化、低碳化和智能化。能源管理体制的根本变革表现为，现有能源管理体制逐步为有利于非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新型能源管理体制所替代。人们对能源生产和消费认识的根本变革表现为，人们的发展观念、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均发生明显改变，对能源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仅仅满足于单纯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本身，而是将能源的发展与人类自身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将能源的清洁化和无碳化作为人的自觉追求。

　　《中国电力报》：这几方面中，哪一点您认为是最重要的？

　　任东明：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认识，它是能源变革的思想基础，直接决定能源变革的走向。

　　《中国电力报》：与之前相比，新一轮能源变革有什么特点？

　　任东明：绿色、低碳、可再生是新一轮能源变革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从这一角度来看，新一轮能源变革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性。而之前发生的能源革命，更多体现了一种“自然”发生的特点，人们对能源革命的方向和后果更多是采取被动接受的态度，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和自觉选择性。

　　此外，与先前发生的能源革命相比，新一轮能源变革从开始就带有全球性。回顾能源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出，能源革命往往最初都发生在某个国家，最后才逐渐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区域。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整个影响的轨迹是从英国到欧洲，之后再扩展到美国。新一轮能源变革却不同与以往，由于其重要内容是低碳产业和新能源技术的应用，而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新能源产业和应对气候变化都是世界性问题，绝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国力的此消彼长都是影响全球能源形势发生变化的动力。

　　《中国电力报》：在您看来，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

　　任东明：我觉得目前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变革的认识还不一致。“十八大”之后，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纷纷表达了对能源变革的见解，有的认为其主要是指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有的认为还应包括能源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变革；有的认为变革应是一种比较彻底、激烈的变化；有的认为变革的内涵仅是在能源结构调整、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等。

　　在我看来，推动低碳、绿色和可再生为特征的能源变革是一个渐进的，逐渐深化的过程，只能从依靠量变的积累来逐步发生革命性的质变。

　　《中国电力报》：此外，还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任东明：应该指的是能源管理体制机制问题，这确实是深层次原因。这又包括能源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能源管理体制尚待理顺以及能源价格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

　　《中国电力报》：您认为应该规划怎样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任东明：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同，能源革命是一个渐进式变化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发生转变的，而是逐步由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最终彻底实现能源的无碳化。其实它现在就已经在发生，但只有当它达到某阶段出现某一个量变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意识到变化。比如现在大家说的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目标，从技术、制度、人们认识等角度上肯定将会出现一个明显变化。定量来说，到那个时候煤炭使用量肯定会比现在大规模减少，可再生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将大幅提升，人们的用能方式和节能减排的技术也将会有实质性提高。

　　每个国家的经济现状、技术条件、资源禀赋等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能源变革的规划路线图也不一样。到205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即使达不到像丹麦100%的来自可再生能源，但是如果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能够达到60%或者80%，这样比现在的状况也是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认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电力报》：在形成我国能源变革具体战略之前，国际能源变革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任东明：我们刚刚完成的一个课题叫做《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报告里面对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定义、特征、推动的途径以及相关技术都有相关阐释。该报告目前还处于内部研究阶段，之后将会公开。

　　此外，我现在比较关注丹麦、德国、美国在能源转型期间的一些做法，比如美国以“能源独立”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欧盟以低碳化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日本以提高能效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

　　此外我国法律刚性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条款制定之后，就算执行主体没有完成也没有人去追究。

　　现在到2050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未来会如何其实没有人能预测，特别是技术领域的突破和进步是人类无法预估到的。回顾过去许多单位对煤炭消费总量的预测，可以说没有谁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预测结果。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情景分析的方式去做一些判断，比如，到205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需要达到80%，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做什么；假设到时候想要煤炭完全退出，那我们现在又该做什么。

来源：中国电力报中电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