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杰 国际能源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能源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级专家、海外投资环境研究所所长，《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首席专家。

　　记者：您认为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小杰：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能源利用过程中的排放，而煤是我国能源的核心，所以我国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煤的燃烧。

　　“雾霾治理或在2020年出现转机”

　　记者：雾霾关乎每个人的健康，您认为我国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何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排放总量何时能够开始下降？

　　徐小杰：经过我们对能源消费增长的分析判断，特别是对化石能源的增长趋势的预测，到2020年，化石能源消费将达到一个顶峰，之后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大气污染物排放也会呈现一个相同的下降趋势。

　　记者：您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徐小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煤的燃烧，我们的判断是2020年之前煤炭消费增长幅度将呈现一个快速减缓的趋势，去年我国煤炭产量37亿吨，今年可能会达到38.8亿吨，而过去每年是两亿多吨的增长规模，增长速度在减缓。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趋势，首要原因就是政策的约束，国家要求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在2017年降到65%，今年的能源工作会要求2014年就要降到65%，这是一个硬约束。这意味着大的用能企业会面临非常严格的用能指标。其次是煤炭利用结构的调整，例如火电厂西移，还有就是要把那些规模小、产能过剩的小煤矿关掉，污染大、容量小的火电厂也要陆续关停。第三是能源利用技术的创新，现在主要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我觉得2020年之后这些技术会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总体判断，2020年前主要是基于煤炭的减少和调整，2020年后，新能源利用比例会上来，化石能源中天然气使用的比例也会上来，这些替代了煤炭的减量。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和万元GDP能耗“双控”目标的实现前景？阻力在哪儿？

　　徐小杰：这个很难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对能源消费规模一直都有规划，但是运行过程中实际上都是超过的。要想实现“双控”目标，特别是控制消费总量，目前来看主要路径是通过强制关停的办法，但是关停一家企业涉及多方利益，工作千头万绪，所以很难。此外，整个能源结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转型的，我们现在强调发展方式要转型，结构要调整，尤其是要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耗问题，我认为关键要看中央的政策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我认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个可行的路径就是走出去，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增大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把我们过剩的产能转移到国外去，例如加强对中亚的能源投资，把资金、技术、设备和产业规模都带出去，做好这篇文章，对于实现双控目标很重要。

　　“煤制气与进口天然气并不矛盾”

　　记者：减少煤炭消费量很关键，但煤炭本身的清洁化利用也很重要，您如何看待我国煤制油、煤制气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徐小杰：五六年前，业内对煤制气的发展是比较消极的，这几年又比较积极地推动，目前政策已经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不能遍地开花，不能大规模的发展。因为煤化工毕竟会带来一些列的环境问题。

　　但是我认为范围还可以再扩大，有些人认为煤制油气只是一种工业试验，我的观点是把它看做一种商业试验。现在2020年煤制气的发展目标是500亿方，在环境和经济成本可控的情况下，这个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能源供应格局，因为我国未来天然气需求将大规模上升，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　　占比应该能达到8%左右。据我了解，1方煤制天然气要花费3吨煤、10吨水，煤制气受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约束特别大。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新疆和内蒙的项目，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统计了大概10来个项目，加起来的规划产能将近800亿方。这些项目经过不断试验之后，最后成型规模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观察，目前我国对现有环境资源可以承受多大规模的煤制气产业还没有确切研究，煤制气的发展规模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在还处于企业商业探索阶段，我觉得应该鼓励企业去做更多试验。

　　记者：我国天然气需求将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对于更多的依靠进口还是大力发展煤制气这两条路径，目前还有一些争议，您的观点是什么？

　　徐小杰：目前我国油气市场敞开进口，关于是多进口还是大力发展煤制气的问题，我认为，首先从促进能源利用技术发展的立足点上，煤制气是值得推进的，煤制气的实质是人工气，是气体工业，它不是天然资源，它贡献的是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的增量，是值得发展的。

　　同时，煤制气是国内供气，从天然气安全供应的角度来考虑，国内供应的比例不能下降的太快，2012年我国天然气进口约占总消费量的28%，2013年是30%左右，这说明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在上升，但是这个比例不应该像石油那么大，因为天然气与石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我国天然气进口的渠道远远不及石油那么多，所以安全性更应该多考虑。我认为天然气自给能力至少要达到60%才能保证安全。

　　“减少煤炭消费，让煤炭成为贵能源”

　　记者：我国正在大力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您认为怎样的能源结构才是合理的？

　　徐小杰：中国合理的能源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是首先要回答煤的问题，因为煤的规模降不下来，其他清洁能源就没有发展的空间。我认为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最理想的比例是在50%以下，预计2035年煤的比例将降到48%，油14%，天然气14%，新能源24%。

　　记者：“十二五”最后两年，我国西部地区将建设若干大型煤电基地，煤电重心西移将对我国能源利用、环境保护将产生哪些影响？

　　徐小杰：燃煤电厂在地理上的移动主要是解决污染的扩散程度问题，让污染源远离重要城市和消费中心。因为大气污染有一个结构性特征，如果火电厂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消费中心，污染就不易扩散，会更加严重，环境的承载能力跟人口密度密切相关，分散过程实际上是远离人口聚集区。大气本身是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对污染物有吸收消化的作用，但过于集中大气就无法消化，而火电厂西移将会疏散污染源，对大气有一个平衡作用。

　　记者：那么如何把煤炭利用的比例降下来？煤炭利用过程中如何体现环境成本？

　　徐小杰：就是要在数量上加强限制，特别是效率低、规模小、清洁度差的煤炭利用，要继续加大退出力度，让出来的能源需求份额用天然气、太阳能、核能和风能等更加清洁的能源去替代。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煤炭的现状长期扭转不过来？因为没有把煤炭利用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没有把环境成本当做一个负资产来计算。如果纯粹按照GDP的成本来考虑的话，煤炭的利用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如果把环境负资产作为一个硬指标，把环境成本加进去，会消解掉很大一部分GDP总值。我国煤炭清洁化利用一直不容易实现，其实技术早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成本，煤本身的利用成本低，但是煤的清洁化成本高。

　　煤炭利用体现环境成本，还要在政策上做文章，把优惠政策拿掉，把惩罚措施加上，市场化的方式就是碳交易这种形式，碳税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已经在很多城市推进。要让企业改变煤炭是廉价的能源的认识，环境成本要加到所以利益相关者身上，煤炭就不再是一种廉价的能源，它应该是一种你承担不起的能源。

　　记者：您的观点让我想起本报评论员去年曾发表的一个观点：煤炭不可避免成为贵能源。

　　徐小杰：是这样。只有让煤炭成为贵能源，才能真正解决我国能源结构问题。

来源：中国电力报 中电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