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作报告：《解决中国心肺之患水电发展不容耽搁》 

    王亦楠：

    我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今天到这看了一下，除了媒体界的朋友，我也是属于水利水电专业研究院所和机构之外的。我这个单位虽然不专门从事水电，但是我本人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工作，一直从事中国能源资源环境政策问题研究，这十年来曾根据中国能源发展战略问题，给中央提了一系列的建议，像十年以前质疑"用能源总量翻一番保证GDP翻两番"的可行性、2004年就中国风电发展问题、2006年就中国如何发展太阳能等问题我都写了意见和建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近两年关注核电问题，2012年7月在内陆核电是否重启问题上，我给温总理上了一个折子，我坚决反对核电往内陆发展。刚才贾院长谈到"去煤化"时把核电也作为选择之一，汤社长也谈了一点核电，对核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所以，今天我不仅仅要谈水电，也要讲讲在应对雾霾的巨大压力下，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到底该走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哪些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我的题目是解决中国心肺之患，水电发展不能耽搁。

    总理提出来的治理雾霾目标，已经上升到民生高度，人民群众心肺之患，从过了年就召开会议，指出"一定要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抓住能源结构，尾气排放等关键环节"。两会的时候，李总理又提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对污染宣战。心肺之患已成为从中央政府高层到普通百姓是最关注的事。怎么解决心肺之患？从目前看，一个要有决心，再一个硬举措。国内的形势，决心的问题从总理这层面提的已经非常高了，然而在举措方面，我们看一下国内的氛围我有一些看法。

    硬举措应该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已得到高度的关注，三中全会决议、刚刚闭幕的两会，都提出我们要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三中全会决议谈到生态文明时谈了一系列的制度，"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等，健全各种各样的制度。两会又在讨论我们怎么加强政府政绩考核，"将颗粒物污染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区域联防联控如京津冀协作联动机制、建立生态红线台账"等等，可以说制度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高度的关注。但相比之下，更为关键的技术层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清晰的认识，技术路线没有统一，也不清晰。解决心肺之患，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能源结构转型。我对目前执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我持反对意见。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发展。现在我们实现经济腾飞的社会条件跟发达国家当时实现经济腾飞的社会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发展经济有了更严格的约束，就是必须兼顾环境的问题。

    但是，中国人口是世界1/5，目前人均能源消费量只是世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仅为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4，人均电力装机还不到美国2002年水平的1/3。按照新的国际扶贫标准，我国还有1.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在这种低水平的能源消费基础上怎么可能建设现代化？问题应该在发展中解决，而不是为解决问题停止发展。所以我对能源总量控制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

    靠能源总量消费控制政策，甚至纳入政绩考核，会把我们逼入"稳增长，调结构，建设生态文明无法兼得"的死胡同，这是很多省市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我们不能回避。我走访很多地方，一个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市长就跟我说，我们也知道天然气清洁，也想用天然气，但是我把化工厂的煤改成天然气的话，企业的成本涨10倍，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企业倒闭了我的经济怎么发展，怎么保就业、保民生？所以一系列的问题，能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我们单纯靠总量控制的政策行不通（我们近十年来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哪一次不是被突破？）靠最严格的制度也行不通，必须清醒认识到工业化建设对能源总量特别巨大的需求。解决心肺之患的关键在于必须开创一条新道路，用清洁能源支撑工业化的需求。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四条提出调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去煤化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用什么能源代替煤？这个有很大的分歧，后面则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博弈。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一个是用核电大发展来替代煤电，一个是大力增加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重。所以，我今天想针对"靠什么实现去煤化"谈三个问题，是靠核电？还是靠天然气，还是靠以水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提高天然气的比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国是天然气资源短缺国家，所以"靠天然气去煤化"是否可行实质是靠什么解决我国天然气资源缺口的问题，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是煤制天然气，一是页岩气。我在下面的报告中都要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谈核电。2012年7月份，我给总理上了一个折子，当时中国工程院的很多院士、核电产业集团，包括我们能源界的一些官员都在大力呼吁重启内陆核电。在那种形势下，我写了一个《我国启动内陆核电还须十分审慎》的建议，核心意思是中国坚决不能走内陆核电之路。温总理对这个建议比较重视，把这个建议批给发改委主任、环保部长和能源局长。随后，在10月份公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规定："十二五"期间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至此，我国已在筹备中但尚未拿到路条的26座内陆核电站全部搁浅，我国的核电"大跃进"因为福岛核事故紧急刹车。但是，随着2013雾霾污染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呈抬头之势。在一些宣传报道里，与煤电相比，没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核电似乎是"是满足中国能源发展需要、解决中国能源环境污染、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现实的、重要的途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加速发展核电、再建80个核电站"等等。再建80个核电站，这个肯定往内陆发展。

    我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哪一个方面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去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因为二氧化碳减排、治理雾霾而选择发展核电，无异于是饮鸠止渴。刚才贾院长展示国外的情况，那个图示很鲜明，去核化是世界大势，我特别注意到，实现"去煤化"，发达国家的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作用都将在现有基础上弱化，而唯独我们国家要提升，这也正是当前我们一些专家所主张和媒体所宣传的观点。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说说核电，核电决不能成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特别是去煤化的选择。

    为什么不能选择核电、核电不能往内陆发展？主要有4个理由：

    第一，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做到使核电安全可控。在核电发展问题上，国内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在各种媒体上。比如"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国15台核电机组在近20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等。但是"可以"和"已经"有本质的区别，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美国、前苏联和日本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核事故发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还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之鉴，近有日本福岛之鉴，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发生后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而核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却在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料，核污染依然无法彻底控制。因此，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在我国内陆核电问题上，绝不能因为"第几代核电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

    第二、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我们当前已建和在建总共43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对外需求度高达85%，远远超过50%这一国际警戒线。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石油问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高达56%，大家就认为这么高的依存度已经成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当前我国铀资源短缺比石油资源短缺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因为进口铀资源比进口石油的难度还要大。

    此外，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目前全世界443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曾试图将核废料储存移到我国和蒙古的沙漠地区，均遭到拒绝。如果核废料在现阶段已经"可控制、可驾驭"，为什么发达国家要转嫁别国呢？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与常规电站不同，废弃的核电站如果不进行"退役"处理，遇到海啸、地震等地质灾害，核电站的核威胁仍在。所以，核电厂的退役非常麻烦，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原来估计一座百万kW的核电站退役资金占最初投资的10％～15％，而法国布雷尼力核电站退役金从2001年占最初投资的26％增至2008年的59％，总金额达到了原始预算的20倍！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来自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而未来10年还将有80个民用核反应堆面临关闭。所以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堆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核电退役难题已经在发达国家凸显，我国因为核电刚刚起步，这个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不等于就不存在。我们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顶层设计时，一定充分地考虑到每种技术选择之后的弊端和代价。考虑到退役难题，核电还具有现在所宣传的"经济性"吗？

    第四、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理由之一是欧美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却不知，欧美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水资源困境。2012年6月4日，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2003～2009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欧洲和美国水量充沛尚且出现如此问题，而我国则是严重缺水国家，问题只会更严重。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即人类对核电的技术驾驭水平有限、核资源短缺、核废料难以处理、核电退役周期长且成本昂贵、国外内陆核电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前景等因素，核电是既不安全、又不清洁、更不经济的能源，我们在中长期顶层设计考虑"去煤化"问题上是绝不能选择核电的。我们在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尚有极大潜力亟待挖掘，所以在真正安全、清洁、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净"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让核电"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不能"饮鸩止渴"。

    第二个希望比较大的就是天然气，天然气是碳排放最低，污染最少的化石能源。提高天然气的消费比重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国天然气资源短缺，近几年对外依存度正急速攀升，用什么解决天然气短缺问题却值得深入研究，有很多不同的技术路线值得讨论。当前呼声比较高的之一是煤制天然气，而我要说，煤制天然气并不是清洁能源！目前对这一问题认识还非常不够，所以煤制天然气被作为一个重要举措被列入到大气污染防治的国十条当中，其中"制定煤制天然气发展规划，加快煤制天然气产业化和规模化步伐"这样的话。但是我要说，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角度来讲，天然气从自然界中获取和从煤炭转化而来有着本质的区别，煤制天然气是比煤炭本身更加高耗能、高耗水、高二氧化碳排放的"三高"产物，不仅不是"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的重要途径"，反而会让我国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

    煤制天然气的生产工艺注定了它有三高特征，因为煤制气煤制油的关键都在加氢，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结果：煤制天然气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燃煤高出36%～108%。煤制天然气（C?CH4）比煤制油（C?CH2）的加氢量高一倍，其耗水量（1吨SNG要消耗6吨水） 、耗能量（需要大量耗煤或高耗电）、二氧化碳排放量（主产品是CO2，约占65%，SNG约占34%）比煤制油还要高出一倍！当前全世界煤制天然气的经济性生产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煤制天然气的主产品是CO2，占2/3，副产品才是天然气，约占1/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2008年把煤制天然气项目列入能源规划，美国是为了得到CO2而搞煤制天然气，而不是为了得到天然气！这一点与我国迥异！我们为了得到天然气而搞煤制天然气，是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之举。

    另外，我国煤制天然气项目，大都是处于水资源紧张地区，18个煤制天然气厂都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项目满负荷运转消耗5亿-7亿立方米淡水，约为2011年西部地区工业用水总量的20%，煤制天然气项目投产加重这些地方长期面临的缺水问题。北京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接收煤制天然气的城市，计划每年接受40亿的立方米煤制天然气，这相当于消耗320亿淡水，是内蒙全年用水需求。用煤制天然气缓解东部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威胁到西部地区的供水，此煤制天然气还有焦油、有机物成分非常高等水污染问题。所以，我国应仔细权衡煤制天然气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作用和其带来的水资源、气候变化成本，不能顾此失彼。否则被寄予厚望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使我国本已压力很大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更为严重。

    还有一部分人呼吁页岩气，寄望页岩气解决我国天然气短缺问题。可是，我们跟美国情况不一样。美国页岩气商业化成功建立在成熟的开发技术、明确的页岩气探明储量、完备的油气管线设施和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四大基础之上。我们抛开设计管理和体制因素不谈，单就前两个因素而言，美国的"页岩气革命"能否复制到中国，就存在很大的疑问，而且页岩气开采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亟需关注。

    在页岩气问题上，我们国家也存在很多约束，与美国大为不同。比如，我国泥页岩油气埋藏深，2000～3000米以上的深度，而美国页岩气储层浅，基本在800～2600米。我国地质构造复杂，地质勘探难，资源量不清楚，技术准备还不够，开采成本高，等等，在此不一一展开说了。总之，冀望页岩气是靠不住的。

    谈了核电和用什么替代天然气的问题，接下来就是今天要谈的重点话题，解决心肺之患、实现去煤化，关键靠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现实、最安全、最可靠、最清洁的"去煤化"选择。

    可再生能源去煤化，一个是要回答如何用可再生能源解决天然气的需求缺口。我的看法是，用生物天然气。相比页岩气的资源不清、勘探开发难、成本高昂以及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沼气是唾手可得、一举多得解决天然气缺口的最现实选择，不仅以清洁环保方式满足农村对优质能源迅猛增长的需求，而且切实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公共环境改善和农村生态建设，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其它所有能源资源所无法匹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亟待政策关注，目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要回答如何用可再生能源解决电力的需求。以水能为主，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是当务之急。最近十年风电和太阳能在政策激励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水电同期发展却非常的滞缓，因为受水电妖魔化的影响。发展水电是当务之急。因为我们水电发展滞缓，造成了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在最需要能源消费支持的时候，不得不建立在煤炭快速增长情况下，所以造成了今天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尖锐矛盾，也就是今天的心肺之患。所以，解决心肺之患，水电发展不能再耽搁。

    水资源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前提保障。前年反对核电之后，很多人问我，原本计划由核电担当的电力空缺由谁替代，我说当然是首先应该发展水电，只有当可再生能源潜力发挥完、吃干榨尽之后，我们别无选择时再选择更危险、代价更大的能源。如果核聚变技术成熟那是可以指望的，但现在还看不到，靠核裂变技术大干快上内陆核电是绝对不行的。

    水电是目前可再生能源里面最经济和开发程度最高的能源。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基本上都在80％，优先发展水电是发达国家走过的成功之路，所拥有的水能资源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吃光炸净"，只是近几十年反复发作的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才促使它们转向开发风能太阳能技术，不得不降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去使用昂贵的新能源。而我国水能资源才开发了34％，每年将其余1万多亿千瓦时的清洁水能付诸东流，白白放掉，然后大量建设燃煤电厂去承担这部分发电量，怎么可能不造成直接危及我们每个人健康的严重"雾霾"呢。

    根据当前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我们还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可开发，当务之急挖掘可再生能源。水电妖魔化在国内已经相当成气侯了，妖魔化的种种误导不仅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头脑中，甚至已经深入到很多高级官员和高级专家的头脑中了。比如我们谈论水安全问题的时候，一些比较有名的专家，居然会拿一些"妖魔化"的观点来反对水电、攻击水电，所持的言论都是最基本的概念错误，让我非常吃惊。比如，最典型的是论调就是"我国水电开发程度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这一论调经常被抛出来，也非常耸人听闻，我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就问这位专家，你说中国水电开发还不到50%就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了，那么欧洲很多国家水电开发接近100%、美国水电开发程度达80%、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电平均开发程度高达70%，该怎么解释？那岂不是比我国严重地超过警戒线了、更危险吗？！所以，我接下来最想做的事，就是要为水电"正本清源"、澄清水电的妖魔化，赶紧大力发展水电，不能再耽搁下去。水资源问题是我们生态文明的前提保障。2007年联合国调查显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社会文明程度与水电开发紧密相关，与水资源开发程度和水库蓄水能力成正比。发达国家人均库容580立方米，发达国家是3184立方米，发展中国家是500立方米以下，我们国家是520立方米。世界水电平均开发程度35%，发达国家是70%，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水电开发程度普遍较低，我国水电开发程度仅为34%。所以，水电开发程度不仅从来没有警戒线，反而是越高越好。

    这个图是世界人均库容量的对比，更清楚地显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我国人均库容比较低，洪涝灾害频频发生，我们应对洪旱灾害的能力较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我们水能资源量世界第一，水电在电力结构中比重仅为17%，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我们国家煤炭资源量世界第三，煤电比重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我们技术可开发的水能资源相当于13亿吨原煤，目前每年只利用了4亿吨原煤，而其余相当于9亿吨原煤的水能资源白白付之东流，非常令人痛心。

    刚才有位记者朋友问我国水能资源如果都利用上，会起多大作用。我们如果把现在尚未开发利用的相当于9亿吨原煤的水能资源利用上，将会在我们国家当前36亿吨标准煤的能耗总量中占有多大比重，很明显，举足轻重！这张图是中外国家水电开发程度对比，欧洲一些国家基本上接近100%，美国偏低80%多，我很欣慰刚才听到美国又在提升水电开发程度，已经部署六千万瓦的新增装机。发达国家都是优先发展水电，把水电发展完之后再寻求更昂贵的新能源技术。我国水电发展不能再耽搁了。

    水电发展滞缓导致我们中国在国际上承受气候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实现45%的国际减排程度，中国水电首当其冲，承担着最大的份额，可以说决定着战略的成败。如水电能得到最充分的开发利用，那么我们至少要在目前的基础上每年多减排20亿吨二氧化碳。

    此外，风能，太阳能获得大规模的发展也需要水电。风电太阳能出现了送出难，并网难，风能太阳能的发展离不开水电发展，因为水电是非常好的储电设施，是非常好的调峰设施，可以弥补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缺陷。大规模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均远离能源消费中心，需要远距离输电。沿着中国几条大江大河分布的许多其他水电站也同样位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随着西电东送的规模越来越大，中西部地区的水电位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和用电中心之间，可以承担起负荷平衡的责任。在未来的电力市场中，水电这种灵活的"开关能力"将成为电网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水电宣传需要正本清源，水电发展不容耽搁。我作为研究人员，有责任要给中央提供这样的建议。在此我希望媒体朋友一起加入为水电正本清源的队伍当中来。国际社会对水电已经正本清源，世行曾经一度停止水电贷款，但从2004年之后，不仅恢复水电贷款，还加大了水电投资力度。联合国每三年一次水资源报告，每次都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加大力度建立水库大坝。但是我们国内很少听到这样的宣传，反而是妖魔化误导依然在主导社会舆论。

    我国水电发展不容耽搁，水电关系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今天谈论的主题是解决心肺之患，水电发展不仅仅是解决心肺之患的问题。还是解决水资源短缺，解决洪涝灾害的需要，是拉动经济增长，落后脱贫的需要，是解决我国风能太阳能大规模外送瓶颈的需要。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