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先建葛洲坝为三峡工程做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按照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治理长江洪水的初步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研究长江防洪上。

    1954年在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虽然这次保住了武汉的主要市区，但长江的汉口堤防仍有64处决口，仅湖北境内农田被淹就达2127万亩，受灾人口926万，死亡3万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100天。经过此次洪灾，新中国领导人认为，对于长江防洪来说，荆江54亿立方米的分洪能力只能起到缓解洪灾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基于上述考虑，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决定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

    1960年4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在1961年开工建造三峡大坝。不久，因国际国内风云突变，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搁浅。

    1969年9月，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请示毛泽东，建设兴建三峡工程，毛泽东鉴于当时国际矛盾尖锐，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但要求张体学先着手建造葛洲坝工程，为准备建造三峡大坝作一次试验和探索。周恩来也赞成毛泽东先建造葛洲坝做试验的意见。他们认为葛洲坝出现的问题，可能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就为三峡工程打下了基础。

    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长江截流成功。同年7月，一号机组并网发电。1988年底，葛洲坝16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邓小平强调：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顺江东下，越过瞿塘峡和巫山。当江轮驶过西陵峡的青滩之后，邓小平被眼前的一个船形小岛所吸引。此岛叫中堡岛，是三峡中唯一的岛屿，后来设计中的三峡大坝轴线就是从这座小岛上横贯而过。邓小平到达武汉后，马上召集赵紫阳、姚依林和宋平三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并认为建设三峡工程经济效益和防洪作用巨大。两年后，国家计委在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勘察情况时，他坚定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还批准了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175米的方案，并决定力争在1986年正式开工。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长期致力于国家重工业建设的92岁的孙越崎不顾年迈，奔向四川，对三峡开展调查活动。考察后，孙越崎向中央呈送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当时，对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争鸣，已成为舆论报道的焦点。香港《东方日报》颇为耸人听闻地写道：敌人只要来一两个飞弹，就会把三峡水库摧毁，使长江中下游省市尽数淹没。

    其实，对这种担忧，早在1959年周恩来就指定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负责三峡工程的防空研究试验工作。当时张爱萍从军事工程学院、军委工程兵、海军等单位，借调了60余名科技人员，在工程兵科学试验场做了一个较大的水库大坝模型，进行水中爆炸、空中爆炸等各种试验。1964年，工程兵又在新疆进行了20余次核爆效应试验，并在丹江口进行了野外化爆补充试验。1978年完成在陆水大型溃坝模型试验后，1983年再次在三斗坪进行大型溃坝试验。大量试验证明：当三峡水库的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175米时，如大坝瞬息全溃，洪水下泻，通过荆江区分洪沙市的最高洪水位是45.75米，低于坝顶1.25米，不会浸堤。如果把库水位提前减到145米试验，沙市的洪水位将低于坝顶3.08米，则更安全。当然，沙市以上局部地区将无可避免地被洪水淹没，损失严重。因此，如果遭到原子弹袭击，确实存在风险。

    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否则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同年4月，李鹏透露：国务院准备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重新论证这一工程的可行性。邓小平再次强调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后来，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领导人也都先后表示赞成。在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大力推动下，三峡工程勘察工作进入了调整期。

    最终，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在充分比较三峡工程“上”与“不上”、“早建”与“缓建”的得失利弊后，通过大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早建”三峡工程的费用最小，“不建”为最大。在论证过程中，专家组还委托航空航天工业部701所，运用国民经济宏观数学模型进行了分析计算，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不仅不会影响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能促进2000年以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8年11月，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大会原则通过了最后一个论证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建设三峡工程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最终412位专家中有403位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另外9名持不同意见者没有签字。

    江泽民指示：一定要把几代人的梦想变成现实

    此后，关于三峡工程的辩论，并没有因为持“早建”观点的人数多而结束，相反争鸣变得更为激烈了。

    1989年6月，刚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任总书记的第26天就选择了三峡作为他第一次考察地。7月21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乘坐专机到达湖北当阳机场，在宜昌桃花岭饭店稍作休息后，便乘车直抵已被确定为三峡工程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江泽民边走边问陪同他视察的有关人员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及移民、泥沙、环保、投资等问题。江泽民看完三斗坪，又即刻驱车前往葛洲坝工程参观，在那里他还与电厂二级单位以上干部合影留念并发表讲话，江泽民说：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能源。水利工程施工相当艰苦，党和人民决不会忘记葛洲坝工程建设者们的艰苦劳动。修建葛洲坝工程是为建造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在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有许多可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为建造三峡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江泽民从葛洲坝一下来，又立即前往荆江大堤视察。江泽民说：我此行目的，主要是实地看看，了解荆江地区防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三峡工程对防洪的作用。

    在视察完三峡工程并看了长江大水及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江泽民说，三峡工程要争取早上马，一定要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把几代人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其中，我国著名生物学家马世骏在发言中说：一方面，今后我国应大力发展水电，因为水电与火电、核电相比是清洁和安全的，三峡工程应属于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对象。另一方面，长江流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在此系统的干流上建设任何大工程，必将会引起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新问题，而这种矛盾的心情，在当时社会上具有普遍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了由国务院提交的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最终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表决由国务院提交的工程议案。

(摘自《党史纵横》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