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水电是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方针”。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水电的态度。

　　10月27日至29日，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界银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主办方在发放的文件中称，选择在北京召开这样的会议，“表明了中国当今的水电建设在世界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水电争论的两个战场

　　2003年，以怒江十三级水电开发规划为导火索，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及专家学者就此向大型水电项目发难，认为水电建设要截断河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这批人通常被称为反坝人士，他们的声音一度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温家宝总理批示，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要“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水电开发一度暂停。

　　反对建坝的不只是中国人。

　　“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提供的背景资料显示：“总体来说，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大坝的建设暴露出问题后，世界水电的发展已趋减缓。除了建设成本和运行问题外，对某些江河流域和地区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已经导致了对水电项目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和阻碍。”

　　1997年，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独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成立。在耗资上千万美元、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世界水坝委员会于2000年发表了长达400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一个新的决策框架》（简称ＷＤＣ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水坝对人类发展贡献重大，效益显著；然而，很多情况下，为确保从水坝获取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而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此后，许多国家出现了反坝、拆坝的高潮。尴尬之中，各国大坝委员会就报告内容发起反击。

　　国际大坝委员会美国大坝协会认为，报告把矛头指向了大坝规划和决策过程的短处，却几乎未提及大坝所带来的效益，以及它应作为未来水资源和能源开发的一种选择。加拿大方面则认为，“这些建议和原则易于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但是却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且肯定不会适用于过去的项目和那些待建项目。”

　　在激烈的争吵声中，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度决定不再对大坝建设直接投资。不过，在2002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世界银行重新恢复了对大坝建设的投资。

　　2002年，各国元首、国家代表、非政府组织、工商界和其他主要群体的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聚集一堂共商可持续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达成共识：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方式，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增加水电在世界能源中的比例。

　　作为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后续，在北京召开的这次水电研讨会上，主办方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水电在许多国家的能源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水电是可靠的、经济的、可持续使用的能源选择之一，发展中国家有20多亿人无法享受现代化的能源服务，水电具有为这部分人提供电力的巨大潜力。水电站建成后，运行成本低、寿命长，特别是在不存在泥沙淤积问题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现在把重点放在了水电上，在发展战略上也促进投资转向水电。”

　　 《京都议定书》使水电再成热点

　　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为研讨会撰文指出，“如何千方百计减少燃煤数量，以缓解资源短缺和减少相应的环境污染，实在已是当务之急。在讨论研究水电开发问题时，希望不要忽略掉这个大前提。”

　　会议召开当天，10月27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表决通过《京都议定书》。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全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俄罗斯的加入意味着这项决议的生效已成定局，它将成为第一个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

　　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水电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由于中国80％的煤矿、石油等能源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而60％的能源消费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需要经过长距离的输送。同时燃煤的开采和加工产生大量污染物，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

　　虽然按《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在2012年之前尚无需承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且正在急剧增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高风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

　　据“绿色和平”组织介绍，全球目标是到205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50％。这意味着一些迅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非等，在不久的将来也应该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提上日程。

　　“所以说，发展清洁能源，调整现有的能源结构必然是大势所趋。”长期参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高风表示。

　　潘家铮认为：“水电实际上是目前人类唯一能够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利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当然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研究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其他可再生清洁能源，但在可见的时期内其成本毕竟较高，数量毕竟有限，而中国恰恰拥有举世无双的水电资源，不考虑利用，就难以为人理解了。”

　　移民问题使争战升温

　　移民安置问题是反坝人士关注的焦点。

　　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院士今年6月在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向媒体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也不一样，长江沿岸如果像美国一样，人口不多，淹了也就淹了，让它自己泛滥”，但问题是，“中国不行。”

　　世界银行利用中国政府的数据统计，1950～1989年间，中国由于修建水库而被迫移民的人数达1020万。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萧亮中评论说：“中国的大河流域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的人口，在这样的地区开发水电，最大的影响的压力显然来自移民。从筹划水坝开始，可以说就已经有了一群与大坝建设利益息息相关的潜在的移民。像在三峡大坝这样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