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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高山仰止——追忆汪闻韶院士事迹
发布时间: 2011-05-04

汪闻韶院士是著名的岩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土动力学和土工抗震研究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满腔热情、矢志报国的爱国者,勤奋努力、贡献卓著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和蔼可亲、为人师表的学者与老师。

作为汪院士的关门弟子,笔者有幸在先生的晚年师从汪院士从事土石坝工程的研究,从而有机会近距离聆听先生的教诲,并亲身感受一代大师的学术风采和人格魅力。作为一代世纪学人,汪先生有着几乎穿越整个20世纪的人生阅历。先生充满辉煌的学术成就令我们无比崇敬,而先生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平凡而感人的生活细节,同样值得纪念,甚至更加耐人寻味。每当我重温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时,总感觉有一个严肃而和蔼的身影在脑际挥之不去。旧事历历,往事依稀……

记得在一次所里的中秋茶话会上,汪院士在发言中曾说,自己一生都在学做两样事,一是如何做人,二是如何做事。初闻此言,令我深感震撼。做人与做事,看似容易,而真正做好,却又是何其之难啊。汪先生一生恪守“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人生准则,淡泊名利,埋头耕耘。虽不求闻达于世,却成就了一段辉煌的业绩。而他谦恭朴实的人生态度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为其赢得了身前身后的广泛声誉。

汪闻韶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央大学教授。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背景之中,汪闻韶从小就心无旁骛,一心向学。在其年轻的时候,他亲身经历了连年战乱之苦和日本侵略的切肤之痛,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立志勤奋学习,报效祖国。大学刚刚毕业,他就主动要求到艰苦的西北地区工作。在甘肃、宁夏的工作实习,使他亲身体验了贫困地区人民生活的艰辛和西部艰苦的自然环境,也加深了他为人民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几年之后,汪闻韶赴美留学,但他心中仍深深眷恋着祖国。他说:“留学与爱祖国是分不开的,既要向世界学习,更应服务于祖国”。在美国留学期间,汪闻韶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短短几年就顺利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受聘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在帮助汪先生整理回忆录期间,有一张照片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汪闻韶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的留影,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半蹲着倚在几乎等身之高的一摞书上,照片的题注是“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所习书籍及笔记”。书籍本身是沉默的,但它却无声地叙述着阅读者攻读时的执着与坚毅。我想,正是由于在求学阶段博览群书、勤奋苦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才造就了汪闻韶后来学术研究上的辉煌。

1951年初汪闻韶在美国IIT(伊利诺理工学院)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所习书籍及笔记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激励了汪闻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巨大热情,为了一酬当初报效祖国的梦想,他积极地做好了学成归国的准备。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反华气氛升级,麦卡锡主义横行朝野,旅美留学生归国的途径受到阻碍。1950年11月,芝加哥移民局通知汪闻韶办理签证延期手续,却收走了他的入境许可证,并且明令他禁止离开美国。同年,汪闻韶迁居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有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到实验室里找到他,对他进行了一通质询,并且许诺他如果需要给中国的家人寄钱,可以以每月一、二十美元的限额向联邦储备银行申请,汪闻韶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当时回国的道路困难重重,而在美国的生活、工作条件充满诱惑,但汪闻韶报效祖国的决心却坚定不移。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汪闻韶和其他旅美留学生一起,冲破层层阻挠,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国之后,他投入全部的身心为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4年汪闻韶离开美国前照片

作为一名长期在科研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汪闻韶始终保持着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科研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经常说“在科学研究和学术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和马虎”。对于每一次试验,他都会仔细核对数据的准确性,对每项研究的结论,他都会反复考证,直至准确无误。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更是严格要求,从不允许他们投机取巧。记得在我备考博士入学考试时,看到其他导师都给自己的考生划定了专业课的复习范围,我也试着问汪先生能否给出一些高等土力学的考试重点。汪先生听后,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所有土力学科目的内容都是考试的范围,无所谓重点和非重点,你只要认真复习就可以考好。”当时,听汪先生这么说,我心里还觉得老先生有点不近人情。第二天,汪先生拄着拐杖来到我的办公室,亲自为我送来了几本土力学著作和译著,他告诉我,不要光为了考试而读书,有些书认真读过后是可以受益一生的,这些书都是送给你的,希望你有时间好好读读。先生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我偷懒的念头,也让我从心底理解了先生的良苦用意。现在,虽然我已博士毕业多年,但先生送的书我却一直珍藏着,每当我看到这些书,就会想起先生的教诲,而先生的教诲也将会一直指导我以严谨自律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项科研工作。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汪闻韶先生总是不时地教导我要在研究工作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为工程建设服务、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当我博士论文杀青之后,我把打印好的论文送交汪先生审阅。先生拿着厚厚的论文稿对我说:“我先不看你的论文,你先告诉我,这一大摞论文里,有哪些是你自己的创新成果?哪些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改进的方法?博士论文一定要强调创新性”。由于早已耳闻汪先生对学生论文创新性的重视,再加之论文写作过程中与汪先生的交流,所以,这次我倒是胸有成竹,打开文稿,一一向他介绍论文的创新要点。汪先生听后,虽已基本认同,但他仍要求我将论文稿交所里的张文正教授、朱思哲教授和杜延龄教授并行审阅。一周之后,当我再次来到汪先生家中请教论文审阅情况时,先生将审阅的修改意见向我一一指出,然后,又非常严肃地问我:“论文有没有抄袭的内容?你要知道,抄袭是违法的。”当我告诉他论文没有抄袭,所有引用都已经做了适当的标注后,汪先生这才恢复了和蔼的笑容。以前,我也知道论文抄袭是有悖科研道德的事情,但汪先生却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由此可见先生对科学研究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正是由于汪先生严格要求,使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以较优的成绩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评阅专家和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同时,还通过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的奖励。短暂的荣誉虽然如过眼烟云,但汪闻韶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却将影响我的一生。

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与汪闻韶、杜延龄导师合影

作为我国土动力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创建人,汪闻韶特别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为了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工程安全的需要,汪闻韶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的土的动力特性、测试技术、动力分析理论及安全评价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全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早在1952年,汪闻韶就在Taylor教授的指导下,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从事动力荷载下土的动力特性研究。1959年,汪闻韶在水科院组建了“饱和砂土液化研究”课题组,创建了土动力学试验室。随后,又主持研制了国内第一台振动三轴仪。1962年和1964年,汪闻韶分别发表了“饱和砂土振动孔隙水压力扩散和消散问题”和“饱和砂土振动孔隙水压力的产生、扩散和消散”论文,在国内外率先阐述了饱和砂土在循环荷载作用下孔隙水压力产生、发展和消散的机理。1980年1月,在英国举办的“循环和瞬变荷载下的土”国际研讨会上,汪闻韶发表了“土液化特性中的几点发现”论文,并作大会报告。论文和报告在会议上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会后出版的《Soil Mechanics—Transient and Cyclic Load, Constitutive Relation and Numerical Treatment》一书,特辟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以汪闻韶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长期从事土石坝及地基工程抗震问题的研究中,汪闻韶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尤其强调实际地震震害现场调查和经验总结工作。他曾亲自参加了邢台、海城、林格尔和唐山等地震现场的震害调查,参加了《唐山大地震震害》的编写。自1982年起,他花费4年时间主编了《中国水利工程震害资料汇编(1961-1985)》。该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大陆自1961年至1985年期间历次强烈地震过程中水利工程的震害现象和经验教训。1987年,汪闻韶作为主席团成员及分组副主席,在“地震与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中国土坝震害经验”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而针对唐山大地震导致北京密云水库白河主坝上游砂砾石保护层发生大规模液化滑坡,现实震害中暴露的土石坝抗震稳定分析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汪闻韶提出了“工程措施比理论计算更为可靠,变性分析比稳定分析更有意义”重要论断。这一思路和原则对于我国的土石坝抗震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87年汪闻韶担任地震与坝国际讨论会分组副主席在大会发言

汪闻韶在其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一直非常强调试验研究的重要性。年轻的时候,他经常是身体力行地参加每项试验工作,而且,特别关注试验过程中的每一步细节。印象中汪闻韶先生常对我说:“土力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试验研究在土力学的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汪闻韶就在黄文熙的倡议下,研制了国内第一台振动三轴仪。自1962年,他发现砂土颗粒排列结构的影响后,他又指导开展了室内和现场剪切波速测试方法、原状砂土取样及试验技术以及饱和原状砂动力特性的试验研究,研究探讨了通过剪切波速反映砂土结构性影响的可能性。晚年的汪闻韶先生虽然无法亲临试验室指导试验,但他心中一直挂念着岩土所试验室建设的每一步进展。博士毕业之后,我时常会去汪先生家中探望,每次和先生的交谈,他都会问及试验室的发展状况。每当我向他汇报试验室又增添了什么新设备,或者又要建设什么新的大型试验设施时,先生都会由衷地露出欣慰的微笑。同时,他也会不时地提醒我,不但要重视添置设备,还要在试验方法的研究上下功夫,一流的试验设备还要配备有一流的试验科研人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去汪先生家拜访时,汪先生给我拿出了一份《科学时报》,头版上登载着一篇文章:“看似‘配角’实为‘核心’:王大珩院士谈仪器仪表”。汪先生告诉我,这篇文章他看了几遍,觉得非常重要。他对我说:“文章你也拿回去好好看看,一定要从思想上切实重视试验的重要性。你现在负责土工室,目前岩土所的大部分试验设施都在土工室,所以一定要抓好试验室的管理和建设”。先生还告诫我说:“试验时一定不要忽略所谓的‘异常’现象,往往就是这些‘异常’才孕育了新的科学发现”。汪先生的这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使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回到办公室后,我把汪先生给我的报纸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从中深深体会到了一代老科学家对试验工作的殷殷之情,同时也激发了我努力实现试验室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决心。

除了在学术研究上的辉煌成就令人景仰,汪闻韶的为人也得到了同行与同事的一致称道。他品德高尚、谦恭朴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言一行堪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闻韶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优越感,更不以此为条件向单位和国家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也从不为自己的家人和学生谋取工作上的便利和仕途上的成功。他生活俭朴,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一套简陋的四层小四居室,上下楼十分不便。但每次院里分配住房,他都主动相让,把调整住房的机会留给他人。直至晚年退休之后,因腿脚不灵,行动不便,他才换了一套二层的四居室旧房。而就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汪先生却把苏州老家一片黄金地段的祖宅(30多间房屋和10亩桑园)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每次汪先生去医院看病,他总是不愿麻烦所里派车,自己和老伴乘公共汽车往返。偶尔用了所里的车,还一定要支付汽油费。晚年期间,汪先生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回顾经历、编写回忆录的工作中。为方便先生的写作,我曾帮助他更新了一台电脑和显示器。他再三向我表示,这些设备都是公物,自己只是借用,用后一定归还。先生去世之后,汪先生老伴执意将电脑归还所里并要求留给其他科研人员使用。上述点滴事例虽然仅仅是先生一生无数平凡而感人事迹之沧海一粟,但却真实反映了先生高尚的品质和人格。

汪闻韶先生一生生活俭朴、淡泊名利,除读书做学问之外,从不贪图其他的生活享受。走进汪先生的家,其家具陈设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触目可及到处是摆放的书籍。他和老伴两人省吃俭用,处处节俭,但却在各项救灾和公益资助活动中慷慨捐助,奉献爱心。他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将平生积蓄全部捐献国家,用作发展水利水电事业的基金。汪闻韶去世后,他的老伴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把积攒的50万元悉数捐出。

在我师从汪闻韶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生涯中,正是这些点滴的事迹使我不断感受到导师的人格魅力。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却将永存于世。先生开创的事业更将长久泽披后代。我相信导师和蔼深遂的目光仍会像生前一样继续关注着水利水电岩土工程事业的发展,继续关注着他每一个学生的进步和成长。而我们惟有加倍努力,奋发向上,不断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导师的殷切期望,并以此寄托我们对他的深切思念。

汪闻韶先生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终生的楷模!

汪闻韶院士简历:

汪闻韶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高中尚未毕业之时,便于1938年10月考入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甘肃、宁夏从事水利工程工作。1946年应聘回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土力学助教工作。1947年,汪闻韶赴美国留学,1949年在衣阿华大学获得力学与水力学硕士学位,1952年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获得土木工程博士学位。1952年至195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1955年,汪闻韶冲破重重阻扰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水利部南京水利实验处任高级工程师。1956年调任北京,历任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文刊登在《水科之声》2010年第 2期(总第 77期))

 
主办:中国大坝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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